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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古城有800多年历史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一场春雪过后，丽江游人如织。习近平来到这里，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、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。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，争相问好，有的还弹奏乐器、载歌载舞欢迎总书记。习近平频频与大家互动交流，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。他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，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。

　　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，将进一步打通沿海通道，江门前往深圳可实现1小时内通达。同时，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与广深港高铁连接，联通香港，对进一步打造“轨道上的大湾区”具有重要意义。(完)

罗森：我个人认为“丝绸之路”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，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。此外，在讨论丝绸之路时，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。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，也值得深入研究，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。如果由我来策展，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。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、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。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，但相比之下，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。若从南部进入云南，但那里山高河急，因此，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，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。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，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。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：尽管契丹、金、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，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，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。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。我常常觉得：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，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。

　　更有人直言：百亿票房女演员尚知敬畏舞台，那些强凹少女感的“丫头教”、硬装少年气的“少爷教”，怎敢继续在十级滤镜里自欺欺人？

2025年2月9日，天气寒冷，但罗森教授的热情让我顿感温暖。见面时，她微笑着有些歉意地说，一早忘了开暖气，建议我先别急着脱大衣。于是，我和她面对面坐在起居室的暖气片旁，开始了这次促膝长谈。她风趣幽默，很快让我放松下来，当我问：“能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？”她立刻回答：“当然，立刻，马上！”让我忍不住笑出声。采访前的拘谨瞬间消散。她还很贴心地将手机调成静音，同时叮嘱我采访结束后一定要提醒她恢复提示音。这场对话毫无生疏感，更像是与一位认识了多年的老师畅聊。

罗森：我认为，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，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，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，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，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，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，在我之前，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，我认为《莲与龙：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，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，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，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：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，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，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，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，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（Ionic capital），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，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，在书的最后几章，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，比如龙和凤，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，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，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：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，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，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，在本土发展，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，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，这似乎微不足道，但实际上，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，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，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
　　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，近期，稳汇率压力有所缓解，市场利率中枢明显上行，货币政策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。但海外政策不确定性仍大、掣肘犹存，同时国内经济前两个月平稳起步，也使得货币宽松的预期虽仍然存在，但暂不急迫。“利率锚”未动，LPR报价下调的基础未发生变化。